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网络时代的社会变革，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多年以来给中国社会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深刻的变革呢？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互联网到互联网加中间已经经过的一些积累和铺垫，在这里我们想借用英国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雷斯的一个判断，就是对于技术革命的一般规律的简单总结，他认为每次大的技术革命，最终都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技术和经济的范式，而这个过程呢，往往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这个新的技术作为一项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作为一项基础设施的广泛的安装。第二个阶段那就是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和收获。两个阶段，大体都要经历20年到30年左右。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基本的规律去看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的话，那么从1994年到2014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20年，事实上已经为进入互联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止到2014年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已经有了6.5亿网民，其中呢，有5亿是智能手机的使用者。而网购的人群已经超过了英法德意四国人口的总和，我们所说的互联网+，它的渗透效应都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第一个，是互联网+经济。也就是互联网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动力。它颠覆了各个行业发展的行业规则，还有创新了经济发展的业态，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些重点的数据，我们值得去看一下，一个就是中国网络经济发展的总体规模，大约在2011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的网络经济规模还是非常小的，大概是在2000多亿元。而在2015年开始突破了一万个亿，而预计今年会突破两万个亿。就是整个网络经济规模的增长速度是非常的快，另外一个数据呢，就是网络经济对于GDP付出了多大的贡献呢，我们数值称之为IGDP值，在这个方面，2013年，中国的IGDP值已经超越了美国和日本跃居世界第五位，已经达到了4.4%，预计到2020年，互联网经济，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的整体贡献，将会达到四万亿。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互联网，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传导与渗透，它呈现出一种黑洞效应，也就是它会把经过它的所有的行业全部吸附进来，而它吸附的这个顺序呢，我们把它叫做逆向变革，也就是它并不是从一产到二产到三产的过程，而是反过来的，或者我们把它叫做，从C端到B端，C那就是consumer消费端，B就是business，或者我们所说的，供给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跟我们的实际体验也是相符的，互联网所影响的第一波的行业主要是广告营销、媒体、出版等等，第二波行业呢，是零售交通餐饮旅游教育，而第三波行业呢，是制造业、金融还有房地产，而这样的一张被吸附的名单还在不断的增加。与此同时，我们对于互联网的认识，其实也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大约在1995年到2003年，当网络经济处于百亿量级的时候，我们认为互联网是一种工具，而从2003年到2008年网络经济处于千亿量级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渠道是一个媒体，从2008年到2013年，当它达到了万亿量级的时候我们认为它像水和电一样，是一项基础设施，而从2013年以后，我们开始意识到，它是一个互联网的经济体，它开始把我们经济社会生活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都编织了进来，以至于我们今天很难去辨识哪些东西是与互联网没有关系的。除了互联网+经济，还有就是互联网+社会，就是当它影响到了经济之后的第二步，必然会带来整个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整体的变迁。在中国，这样一个变迁，是从我们看得最为明显的一个领域开始的，就是舆论领域，所以从互联网这样一个技术革命，作为起点，引发了整个中国舆论生态的整体的变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中国传统媒体的舆论生态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是一个垂直的，封闭的，单向的，大一统的舆论场，在这样的一个舆论场中，我们对于媒体的管理，是使用了四种基本的管理的体制，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媒体是单一所有制的媒体，我们的舆论场，是一个封闭的舆论场，我们的公众是沉默的公众。在互联网出现之后，整个技术带来的舆论生态的变化，首先就是使我们的媒介管理的体制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之所以能够对媒体进行四种基本的管理体制，是和传统媒体的传播特点分不开的，比如说第一个特点，传统媒体，它的传播的方式，就像金字塔一样，是层层把关层层报批的，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分级管理；第二个特点呢，传统媒体比如报纸广播和电视，它们的形态是相对独立的，相互隔绝的，所以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分类管理，每个部门管理什么，责权相对的清晰；第三个，传统媒体是大众传播，所以可以进行预先审查，可以进行内容管理；第四个，传统媒体是专业的集中的实体机构，所以可以进行属地管理。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这一系列都开始发生了变化。首先从第一个方面来讲互联网的传播方式，不再是金字塔式的线性的传播方式，而是像蜘蛛网一样，是网状的信息传播的结构，所以有人说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像是金字塔，而互联网的传播的方式像是鸟巢，而它们的信息传播的方式呢，是病毒式的传播的方式，这样一来就会改变了垂直的分级方式。第二个趋势也就是互联网的一个趋势，是终端融合的技术趋势，它会改变媒介分类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以前媒体的分类，报纸、广播和电视，它是按照介质来分类的，哪些是声音为主导的，哪些是文字为主导的，而哪些是画面为主导的，但是现在，终端融合之后，媒体的分类是用什么呢，是用使用的场景来分类的，比如说我是掌上电脑，还是平板电脑，或者是可穿戴设备，还是我们放在桌子上的台式电脑，都融合在一个小小的终端里。而每一个终端里面都有文字有视频有图像，这就使得传统的媒介管理的分类方式，变得很困难。第三个就是网络传播的形态，更多的不是文字而是图像和视频，现在中国互联网的流量当中至少有90%以上来自于图像和视频，这就使得我们的审查把关的成本提高了，门槛提高了，而效率降低了，而我们的审查，现在也大体变成了事后审查。第四个就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我们属地管理的难度加大了。由于移动互联网的移动性融合性，我们很多时候很难分清，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某些事情应该归什么地方管，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些变化之下，使得我们原有的，去议程设置和影响舆论的能力，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过去谁掌握了媒体谁就掌握了影响舆论和议程设置的权力和能力，变成了公众心理的良好的把握能力、讲好故事与网民对话的能力、网络治理能力等都将成为影响网络舆论场的核心的竞争力，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的话，传统的社会，更像是五行中的土，也就是它的权利分布是垂直的、分割的、固定的、集中的，而网络社会更像是五行中的水，它是扁平的、融合的、流动的、分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中国社会就由水的社会形态，简单的替代了土的社会形态，恰恰相反，是重构了前者，两者相互融合，使得我们的社会开始呈现出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互联网提示给我们的执政带来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和要害之处，就是如何用复杂性的思维方式去治理社会，我们已经不能够再用0.5的思维方式去治理这个已经2.0的世界了，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难题，其实更多的不仅仅在于舆论领域，而在于互联网+执政。